4）牛弘，本姓裛[yì]，字里仁，安定鹑觚（今陕西长武县和甘肃灵台县）一带人。

牛弘尚在襁褓之中时，有相士见了他，就对他父亲说：“这个小孩日后当会富贵，好好养他。”

少年时期，牛弘就好学，曾和杨素同窗共读过，对杨素的为人十分了解。

杨素也发现牛弘性格宽容厚道，总是专心致志地学习。

北周时，牛弘先后担任多个官职，很有美名。

入隋后，杨坚授牛弘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进爵奇章郡公。

牛弘看到历代文献典籍散失的情况非常严重，于是上表杨坚，请求开民间献书之路。杨坚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使散失文献在一、二年间就稍稍齐备。

从此而言，牛弘是开创藏书史研究的第一人。

牛弘在对隋代以前书籍的亡佚情况进行研究后，提出了著名的藏书“五厄论”。

“五厄”指书籍被焚毁的五次厄运。《隋书卷四十九-列传第十四-牛弘》中记载：

牛弘认为：“昔日周德既已衰微，旧经乱弃。孔子凭大圣人的才能，开创大业，制定法令，制《礼》删《诗》，正五始而修撰《春秋》，阐发《十翼》，弘扬《易》道。及秦始皇统一天下，吞并诸侯，先王典籍，焚毁殆尽。这则是书籍的第一次厄难。

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情况是这样的：公元前213 年，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，仆射（博士长官）周青臣乘机称赞秦始皇：“以前秦国土地不过千里，全靠陛下神灵明圣，平定天下，赶走蛮夷，日月照及之处，无不臣服。改诸侯国为郡县，人人安居乐业，没有战争的祸患，天下万代相传。自上古以来，没人比得上陛下的威德。”

秦始皇听后喜形于色。

博士齐人淳于越听了周青臣的话后驳斥道：“臣听说殷、周的君王统治天下一千多年，分封子弟功臣，作为辅佐。现在陛下拥有天下，而子弟却是普通百姓，一旦出现田常、六卿之类的臣子，没有辅助之人，怎么来挽救呢？办事不以古人为师而能长久的，我从未听说过。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奉承以加重陛下的过失，不是一个忠臣。”

历史上把这次廷争称为周、淳之争。

然后，秦始皇将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去议论。

时任丞相的李斯蓄意扩大事态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所有的“诸生”及私学。

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言论，认为“五帝不相变，三代不相袭”，也就是自古以来因时代不同，国君的治理方法也要改变。

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统一，儒生们却“不师今而学古”，然后指责当世，惑乱百姓；他们“入则心非，出则巷议”，以“私学”诋毁“法教”，指责朝政法令，甚至造谣诽谤。这种现象如不禁止，必将削弱皇帝的权威，并会结成反对的派别。

李斯给秦始皇建议道：“我请求史官将不是秦国历史的史书全部烧毁。不是博士官所职掌，天下有敢收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诸子百家著作的，都要交给地方官员一起烧掉。有敢相互一起谈论《诗》、《书》的处死。凡以古非今的灭族。官吏知情而不检举的同罪。命令下达三十天不烧书的，受黥刑，去筑城。不用烧毁的，只是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一类的书。如想学习法令，就以官吏为师。”

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，立即下令禁私学，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实行文化专制的政策。

秦代首都咸阳于是纵起了焚书的烈火，随后，这样的烈火在全国各郡都被点燃了,持续了一个多月都没有熄灭。

在这遍及全国的大火中，秦以前的中国古典文献，除自然科学（医药、种树）及神学（卜筮文献）外，几乎全都变成了黑炭。

所以，牛弘说秦始皇下令焚书是第一厄。

牛弘认为：“汉朝建立，制定藏书的政策，设置校书的官职。到了孝成帝，派遣谒者陈农搜求天下的遗书。诏令刘向父子校勘篇籍。汉朝的典籍文献，到这个时候算是最盛。到王莽末年，全部焚烧。这是书籍的第二次厄难。

即王莽末年，长安兵起后宫室图书焚烬是第二厄。

牛弘认为：“到了汉孝献帝迁都，吏人扰乱，图书缣帛，都被用作帷帐行囊。收拢起来往西京运的，装了七十多车，逢西京大乱，一时间被烧个净光，这是书籍的第三次厄难。

190年，董卓挟汉献帝移都时，图书缣帛唯剩帷囊是第三厄。

牛弘认为“魏文帝代汉自立，重新收集经典，都藏在秘书省，占用了内外三座楼阁，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有的书籍，论者都称赞其所删优劣有别。晋朝继承魏朝，文章典籍更多。晋秘书监荀勖定《魏内经》，另著《新簿》。逢刘粲、石勒进犯，书籍又在逃遁中丢失。这是书籍的第四次厄难。”

即十六国时期，汉赵皇帝刘聪死，太子刘粲[càn]继位，由于他太荒唐无道，被皇亲发动的叛乱杀害，听到消息的刘曜和石勒两位大将在318年发兵平阳平叛，使朝章国典失坠，此是第四厄。

牛弘认为“永嘉之后，寇贼四起，其建立国家，虽传名号，法令礼乐，却寂灭无闻。刘裕平定姚氏，收其图籍，《五经》子史，总共才有四千卷，皆是赤轴青纸，文字古拙，一并归于江南。宋秘书丞王俭依照刘氏《七略》，撰写《七志》。梁人阮孝绪也撰写有《七录》。总计其书数，共三万多卷。及侯景渡江，消灭梁朝，秘书省的经籍虽经过战火，但文德殿内的书籍，依然保存了下来。萧绎占据江陵，派兵将平定侯景之乱，收集文德殿的书籍和公私典籍重本，计有七万余卷，全部送往荆州。及周兵入郢，萧绎把这些书集中在外城焚烧，所剩仅十之一二。这是书籍的第五次厄难。”

即周师入郢，梁元帝萧绎下令舍人高宝善入东阁竹殿，将所藏古今图书十多万卷全部焚毁，这是第五厄。

牛弘的“五厄论”对后世的藏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他又召来京城里的韦霈（生卒年不详）及南洋的杜頵（jūn，生卒年不详）等天下工书之士整理皇室藏书，使平陈后皇室所藏经籍的纸墨不精、书写拙劣问题、残缺问题得到改变。

牛弘还与学者王劭（生卒年不详）等编撰了《开皇四年四部目录》《开皇八年四部目录》《开皇二十年四部目录》等，对隋代的图书整理事业做出了贡献。

牛弘也擅长文学，通律令，授命主撰了《大业律》18篇500条。

开皇三年（583年），牛弘奉命修撰《五礼》，共写成百卷，使儒家文化得到复兴。

开皇九年（589年），杨坚下诏改定雅乐，又作乐府歌词，撰定圆丘五帝凯乐，并议及了音乐之事。

牛弘提出建议，请求十一月以黄钟为宫，十三月以太簇为宫，杨坚说：“不必作旋相为宫。暂且作黄钟一均。”

牛弘又呈上建议，请求正定新乐，杨坚认为他的建议很好，便下诏让他与姚察（533—606年）、许善心（558年—618年）、何妥（生卒年不详）、虞世基（?-618年）等人一起，正定新乐。

后来，杨坚授牛弘为大将军、吏部尚书，然后又令他和杨素、苏威、薛道衡、许善心、虞世基、崔子发（生卒年不详）等人一起，召集各位儒生，讨论新法中杀人刑法的轻重。

牛弘提出的见解，众人都很佩服；事奉皇帝既能尽礼，更能以仁厚对待下属，得到了人们的尊敬。

和牛弘相比，杨素却凭着才气和富贵看不起人，常轻侮大臣。

牛弘知道杨素非常贪恋做官，一张嘴说话，就要说到将来做大官的事情。

他于是对杨素说：“做不做官看造化，不可强求。”

尽管杨素是个很高傲的人，但他和牛弘的关系还是比较随便一些，常互开玩笑，谁也不生谁的气。

牛弘有时候冷淡地对待杨素，杨素也不放在心上。

比如有一次杨素将要带兵进攻突厥，到太常和牛弘话别，牛弘把杨素送到中门后，就停下了。

杨素说：“大将出征，所以来话别，你为什么相送如此近呢？”

牛弘拱拱手说，送送就可以了。然后就退回去了。

杨素笑笑说：“奇章公的智慧可及，但愚却不可及。”